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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追逐幸福结果被幸福

发布时间:2020-07-13 20:49:31 阅读: 来源:儿童床厂家

在美国,孩子一出生,父母就有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契约责任:在回答任何有关对于小宝宝未来期望的问题时,必须回答:“无所谓,只要孩子幸福就好。”(其实后面还有半句:“在哈佛”,但那是不能说出口的。)

在美国,幸福已经成了追求成就者的终极目标。这是一张王牌,凌驾于职业成就、社会成就、家庭、友谊甚至爱情之上。无论何时,只要一亮出“幸福”这件法宝,就可以轻易地使他人的成就大打折扣 (“嗯,我猜她工作很完美,老公很帅,但是她真的幸福吗?”),但同样也可以让我们自己的成就顿时黯淡无光。

这种痴迷的、坚决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的挣扎——每天都辛辛苦苦地实践着《独立宣言》。然而同时,这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也让整个国家神经衰弱。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英国人,我非常清楚地感受到这里和“我们那儿”对待幸福的问题上的文化差异。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美国国父之一,《独立宣言》的主要作者——译者注)在写下“追求幸福”那句话时,真不是没有用意的,不偏不倚给了大西洋对岸压迫他们的那些回避快乐的英国人一记响亮耳光。英国人通常不喜欢谈论幸福这个话题,一般也不相信“从此以后过上了幸福生活”之类的故事。不是我们不想要幸福,只是不知为什么,谈论幸福似乎令人尴尬,追逐幸福更有点自降身份,这就好比跟某人才约会了一次,之后就马上打电话问人家是否喜欢你。

消极处世是一种英国人的风格。如果幸福真的降临到我们身上,那也是可遇不可求,像贵族世袭爵位一样丝毫不费力气,完全不看个人能力。相反,在美国,幸福是一种工作。在励志培训班上,心理治疗小组中,在冥想隐修场所,在机场的书店里,追求幸福是一件紧张、艰苦的工作。自由派练瑜伽,保守派信耶稣,却没人能喘息一下。

我住在加州,这儿是“美国人追求幸福运动”的总部。在我写作的咖啡馆里,告示板上无休止地展示着各种各样获得幸福的途径:莫姆冥想、灵魂之舞、冥想咒乐。 最奇怪的是,喝狼初乳。顾客们会记下这些电话号码,尽管按照数据统计,他们加入共和党可能会更好一些。

通常情况下,参加“追寻幸福”活动的人看上去并不幸福。 我初到美国时,上了我此生唯一的一堂瑜伽课,教室里有明显的紧张和痛苦情绪。这不难理解,因为幸福的人大概不会来一间令人汗流浃背的基督教青年会房间里自愿扭曲身体,摆出各种不舒服的姿势,白白浪费感情。幸福的人更可能去做一些有趣的事儿,例如坐在公园里喝酒。

来美国不到一年,我与人谈话谈到我的幸福的次数就超过了我过去人生的总和。不管是在公园的秋千架旁一位初次见面的母亲,超市里鱼肉柜台后面的男子,我的健身教练,还是我家孩子的保姆,都会和我谈及这个问题。保姆来我家哄我儿子睡觉,却带着一本有关北卡罗来纳州裸体主义者幸福隐居地的小册子。

虽然英国的方式可能太过消极,了无生趣,但是美国人的幸福观也可能导致一种焦虑感,令人身心俱疲。最初的希望固然诱人,但是,这很快就会被纠缠不休的、缓慢煎熬的不满足感而替代。我幸福吗?足够幸福吗?跟所有人一样幸福吗?我能做些什么才会更幸福呢?这就是成为焦虑症患者的药方。

幸福应该是机缘巧合,是好好过日子的副产品,在真空中追求幸福真的不管用。一系列有点令人难过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每年,约有33%的美国人说他们“很幸福”。这个数字不算小,但是却惊人地稳定,没有受到东方冥想练习者或新福音教派人数小幅上升的影响。也不受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美国励志书作者及演讲家——译者注)、格雷琴•罗宾(Gretchen Rubin,美国作家,著有《幸福工程》——译者注)或天才育儿术的影响。尽管美国人为追求幸福付出了种种努力,他们并未变得更幸福一些。所以,追寻幸福的活动本身变成了焦虑之源,这令人吃惊。

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尽管加利福尼亚州气候宜人,风光秀丽,但相比格林姆斯比(Grimsby,英国港口城市——译者注)的居民,加州居民并不更快乐,反而更焦虑。所以他们还不如别那么刻意追求。

本文节选自纽约时报网观点专栏“焦虑”(Anxiety)系列的一篇文章。

作者鲁斯•惠普曼(Ruth Whippman)是作家和纪录片制作人。

翻译: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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