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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的思想情感指向-【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58:25 阅读: 来源:儿童床厂家

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的思想情感指向

在思想情感指向上。中晚唐咏史诗多是深刻警醒的规讽与批判。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同时,随着文人由辞赋型到知识型人格范式的转换,中晚唐咏史诗能够以思辨的眼光。反思政治、历史问题,推翻前案,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另外,在时代环境、氛围,特别是佛禅“空”性思想影响下。又弥漫着浓烈的伤悼之情,表现出历史虚无主义和个体生命哲理意识。

关键词:中晚唐;咏史诗;思想情感指向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诗歌题材类型。它以古人、古事与古迹为题材或感触点,对之进行吟咏、思索,以表达思想感情、认识。其创作源远流长。汉代班固的《咏史》标志着此类诗歌的形成。其后西晋左思《咏史》八首、东晋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南朝颜延之《五君咏》等诸家作品各有特色,推动了咏史诗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讲,前代作家大多借咏史来表达主体情志,内涵比较单一。如左思、颜延之等人的作品,多通过咏古,抒发有志不遇、仕途蹭蹬的郁愤不平之音。同时,由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以士族为主体。而士族则“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缺乏关注现实的精神,导致咏史这一现实性很强的诗体,与玄言、山水田园、宫体等诗歌相比,发展相对滞后,创作量较少。因此前代的咏史诗很难形成一定的时代性思想情感指向。到了中晚唐时期,由于衰微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特定的历史文化原因(关于此点,笔者另有《试沦中晚唐咏史诗繁盛的历史文化原因卜文),咏史创作进入了非常繁荣的时期,表既出特定的思想情感取向。

从创作主体上,与魏晋南北朝出身世族的文人相比,唐代文人大多出身寒门,更为关注社会状况,具有注重、批判现实的品格。而中晚唐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已没有初盛唐的昂扬向上、开明恢弘的格局,而是国力衰微,政治腐朽黑暗。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期的文人便自然摆脱了抒发个人情志的狭隘主题,开始以冷峻深沉的笔触去批判、讽刺现实与政治,直接揭露社会政治中的奸臣当道、藩镇割据等重大问题,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如秦韬玉《读五侯传》(《全唐诗》卷六七○):

汉亡金镜道将衰,便有奸臣竞佐时。

专国只夸兄弟贵,举家谁念子孙危。

后宫得宠人争附,前殿陈诚帝不疑。

朱紫盈门自称贵,可嗟区宇尽疮痍。

“五侯”是指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等兄弟五人。《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记载他们:“臧累钜万,纵横恣意。大治室第,……发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内怀奸邪,欲筦朝政,……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骄奢僭上,坏乱制度。”此诗对他们作了深刻批判,指出在汉运衰微之际,便会有奸臣佐时。他们只为自己的利益富贵着想,给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朱紫盈门自称贵,可嗟区宇尽疮痍。”可以说,此诗明显地是为中晚唐时奸臣当道、祸乱朝政而发,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曹邺《秦后作》对秦朝分崩离析后军阀割据与混战予以抨击,认为军阀们“空持拔山志,欲夺天地德”,导致黎民百姓无辜受难,社会秩序混乱,使民族陷入了严重灾难中。“父母骨成薪,虫蛇自相食。鼎乱阴阳疑,战尽鬼神力。东郊龙见血,九土玄黄色。鼙鼓裂二景,妖星动中国……徒流杀人血,神器终不忒。”(《全唐诗》卷五九三)可以说向统治者一味姑息藩镇敲响了警钟。

然而,从总体上,此时期的咏史诗更集中地指向了对君主的规讽与批判。面对昏庸无能、荒淫浮糜的君主,诗人们深感仅以直书现实的写法,已难以唤醒醉生梦死的统治者,唯有超越现实而触及现实背后所隐藏的国破家亡这一严重后果,才能对迷蒙中的君主起到警醒作用。这样,历史上的亡国之君更多地走进了诗人们的视野。春秋时的吴王、南朝诸君、隋炀帝等自然地成为共咏对象。而本朝玄宗时代的兴衰成败,则是更好的当代明证:励精图治可以兴国,而荒淫腐朽必将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如,李绅的《姑苏台杂句》(《全唐诗》卷四八二),是有感于“越王黄献吴王黄金楼楣,吴王因造姑苏台,因献楣,遂以黄金尽饰楼,以破其国”(《姑苏台杂句序》)之事,怀古而作。诗作以流丽跌宕的笔势,写吴王荒淫无道,沉溺女色:“西施醉舞花艳倾,妒月娇娥恣妖惑。姑苏百尺晓铺开,楼楣尽化黄金台。”最终的结果是:“歌清管咽欢未极,越师戈甲浮江来。”“伍胥抉目看吴灭,范蠡全身霸西越。”实际上是讽规统治者要以史为鉴。又如司空图《南北史感遇》十首其五:“兵围粱殿紧瓯破,火发陈宫玉树摧。奸佞岂能惭误国,空令怀古更徘徊。”(《全唐诗》卷六三三)。借南朝梁、陈亡国事,影射唐王朝几被黄巢农民起义军推翻,僖宗逃奔,认为深层原因不在于奸佞误国,而主要是君主自身的问题。可以说,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再如张祜《马嵬坡》:“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残香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全唐诗》卷五一一)直接以玄宗史事人诗,委婉地指出造成銮舆播迁、军民离心的根本原因,在于玄宗崇溺贵妃,荒淫误国。对统治者的规谏、批判自寓其中。

但中晚唐咏史诗并没有局限于对现实的简单批判中,而是蕴涵着更深刻的历史反思,带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在人格范式上,中晚唐文人已经由初盛唐的才子辞赋型,转变为学者知识型,能够以知识分子理性思辨的能力,去审视、反思问题。因此,对于历史,诗人们多不再以韵体的方式进行叙述、慨叹,很少以古人自拟、自比,抒发个体情怀,而是从前代翻覆迭变的表面现象中,透视人生成败、历史兴亡的真正原因;或者摆脱人云亦云的历史陈说,烛微探幽,对历史事实作一种假设性思考,予以翻案,另发新见。这样史论体、翻案体咏史诗应运而生。

从总体上讲,此时期反思的焦点集中于前代政治得失、国家兴亡上。朱庆馀的《长城》:“秦帝防胡虏,关心倍可嗟。一人如有德,四海尽为家。”(《全唐诗》卷五一五)指出为君者应当以德治理天下,这样就会四海为家,天下太平,边关防御问题也就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李山甫的《上元怀古》其一:“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古城秋。”(《全唐诗》卷六四三)诗人一反由古迹场景的描写而感怀历史沧桑的写作模式,在一种探究历史的自觉意识下,追问南朝兴亡的真正原因,认为南朝天子荒淫风流,不知道国运主要由内修道德来决定,而试图依靠长江天险等外在防守,致使国破家亡,繁华不在,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探索意识,是典型的史论体。

中国史学发达,对历史胜事、往哲前贤多有共识、成说。然而,中晚唐诗人则有意地摆脱了成说的藩篱,对历史进行反思、审视,推翻旧论,另立新说,开创了翻案体,使此时期的咏史诗呈现出独特风貌。如王睿《解昭君怨》(《全唐诗》卷五○五):“莫怨工人丑画身,莫嫌明主遣和亲。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宫中一舞人。”因画工的丑化,王昭君不为君王所知,不得已而嫁胡虏。对于此事,历来多持同情、惋惜的态度,同时批判画工,暗讽君主。而此诗却一改这种思想取向,从假定性的历史条件出发,得出富有启迪意义的历史结论。这种从反面思考问题的历史视角,使此诗与同题材的其他作品相比,更富有思想意义和理性深度。再如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罗隐《西施》:“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一般史论认为,隋炀帝为了奢侈浮糜的享受与娱乐,修建汴河,引发了隋朝灭亡。而诗人则在批判隋炀帝凿开运河的主观动机的同时,从当时此河给社会所带来的积极客观作用出发,予以肯定。后一首以西施为关注对象。对于西施,人们多把她看作越灭吴的关键因素,是她导致了吴的灭亡。这实际上是女色亡国论。而罗隐则认为,如果西施能导致吴亡的话。那么越国的灭亡又是谁造成的呢?警醒有力的反诘,自然否定了这种论调,认为国家灭亡自有其时。公允而论,历史的发展是在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历史结果也具有正反或多重意义。若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历史的发展与结果,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各有新警之处。诗人们对历史陈说的翻案,实际上都是从不同因素、视角思考的结果,显现出独到的史识,使咏史诗放射出强烈的理性光芒。

总体上讲,经过安史之乱,中晚唐的政局混乱黑暗、萎靡不振。面对这种社会局面,诗人们普遍地孳生出“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的危机感和“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李商隐《咏史》)的颓唐情绪。整个社会笼罩着消极颓败的氛围与无可奈何的慨伤。在这种时代环境、心态下,此时期的咏史诗自然地弥漫着浓烈凄凉的伤悼之情。如许浑《咸阳城东楼》:“一上高城万里愁,兼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乌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全唐诗》卷五三三)写诗人登上高楼,举目远望,愁情万里。这种愁情是对中晚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直觉感验与体认。曾经繁华一时的秦苑汉宫,如今已是绿芜满地,黄叶满林。唯有雀鸟、鸣蝉不识兴亡,或翻飞上下,或鸣吟不断。所谓“莫问当年事”,意指一切繁华,恰似东去之水,终将逝去。同时,蕴涵着对无可挽回的社会现实的深沉感伤,可谓“其今古废兴,山河陈迹,凄凉感慨之意,读之可为一唱而三叹矣。”再如李群玉《秣陵怀古》:“野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龙虎势衰佳气歇,(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凤凰名在故台空。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霸业鼎图人去尽,独来惆怅水云中。”(《全唐诗》卷五六九)表达了一种历史兴废,朝市变迁之感。无论是吴宫的歌吹燕舞,还是六朝的豪华风流,一切都在自然的永恒面前显得是那样短暂与无奈,仅仅留下浓重的荒凉、萧瑟,让人况味与哀叹。这种强烈的伤悼之情,实际上都是中晚唐士子文人对江河日下的政治现实消极、绝望心态的折射。

面对中晚唐黑暗腐朽、弊端丛生的社会状况,为了调整心态,建立新的精神支柱,文人便栖心佛禅。而佛禅认识论的核心是“空”。它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本质属性。事物是虚幻不实的,可以存在,但存在只是暂时性的;事物外在的相与内在的质都时时处于成、住、坏、空“四相迁流”的变化过程中;人作为世间一物,也是如此,最终也要归空。既然如此,也就不必去计较功名利禄、生死冷暖;一个朝代的历史,作为一个变化的过程,因“四相迁流”,最终还是要走向“空”。在接受了这种佛学思想后,中晚唐的咏史诗在思想情感取向上,表现出很浓的历史虚无主义。如韦庄《上元县》:“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李洞《金陵怀古》:“古来无此战争功,日日戈船卷海风。一遇灵鳌开睡眼,六朝灰尽九江空。”(《全唐诗》卷七二三)这些诗都突出强调历史的“空”性、“幻”性。历史既然是由“空”所幻化的一种具相,最终也必将走向幻灭,归于“空”,所以何须关心兴废,自任其兴废存亡也就可以了。

既然历史是一种梦幻与虚空,那么对曾在历史中铸就过辉煌业绩、展示出人生风流的英雄、贤达,又该如何认识呢?细读此时期的咏史诗,可以发现,诗人们已由以前的膜拜颂扬,转变为对业绩的否定与反叛,泯灭成败,如李山甫《上元怀古》:“争帝图王德尽衰,骤兴驰霸亦何为。君臣都是一场笑,家国共成千载悲。排岸远樯森似槊,落波残照赫如旗。今朝城上难回首,不见楼船索战时。”(《全唐诗》卷六四三)在否定了英雄业绩之后,诗人们开始在苍茫古今中,寻找主体生命之路,体味现实人世,思索生命的意义与哲理,致使此时期的咏史诗带有很强的生命哲理性:

细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

汉武玉堂人岂在?石家金谷水空流。

光阴自旦还将暮,草木从春又到秋。

闲事与时俱不了,且将身暂醉乡游。

——薛逢《悼古》(《全唐诗》卷五四八)

苇声骚屑水天秋,吟对金陵古渡头。

千古是非输蝶梦,一轮风雨属渔舟。

若无仙分应须老,幸有归山即合休。

何必登临更惆怅,本来身世只如浮。

——崔涂《金陵晚眺》(一作《金陵怀古》,《全唐诗》卷六七九)

在这里,世间所追逐的一切,包括权利、富贵、穷达等外在性的东西,在历史的倏忽幻化中,都趋于虚无。人生身世如浮,人应当在冷观历史与现实的超然中,摆脱古今是非情怀,在青山醉乡之中,淡然自处。

综上所述,此时期的咏史诗多是深刻警醒的规讽与批判,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由于在人格范式上,中晚唐的文人属于知识型文人,他们能够以知识分子理性思辨的眼光,去审视人生、历史问题,推翻前案,另发新见,具有很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时代环境、氛围的影响下,中晚唐咏史诗弥漫着浓烈凄凉的伤悼之情。同时,作家对佛禅“空”性思想的接受,使咏史诗在思想情感取向上,表现了很浓的历史虚无主义,折射出个体生命哲理意识。概言之,中晚唐咏史诗的思想情感指向,可用“批判”、“反恩”、“伤悼”、“虚无”予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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